紙幣的歷史

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,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,從原始貝幣到布幣、刀幣、圜錢、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,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。到北宋時期,我國出現了紙幣——“交子”。

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。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“白鹿皮幣”和唐代憲宗時的“飛錢”。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,國庫空虛,為解決財政困難,在鑄行“三銖錢”和“白金幣”(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)的同時,又發行了“白鹿皮幣”。所謂“白鹿皮幣”,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,每張一方尺,周邊彩繪,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。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,因此“白鹿皮幣”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,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,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,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。 “飛錢”出現於唐代中期,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,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,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,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。此憑證即“飛錢”。 “飛錢”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,它本身不介入流通,不行使貨幣的職能,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。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“交子”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。

900年來,“交子”誕生地始終是個謎。

據專家考證,“交子”最早是以私下流通的形式出現的,所以又稱“私交子”。著名經濟史專家、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館長劉方健介紹說,北宋初年,成都一帶商業十分發達,通貨緊張,鐵錢卻流通不暢,於是當地16家富戶開始私下印製一種可以取代錢幣、用楮樹皮造的券,後來被稱作“交子”。當地政府最初想取締這種“新貨幣”,但是這種“新貨幣”在經濟流通中作用卻十分明顯,於是決定改用官方印製。但是這兩種“交子”的誕生地卻一直沒人發現。

歷史考證,“交子”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印製。

過去的研究者曾認為,成都東門的“椒子街”應該是當時官方印製“交子”的地方。因為《成都城坊古蹟考》對成都東門“椒子街”有這樣的解釋,“一說街名曰‘交子’,以宋代嘗設交子務於此。”

但是當地的貨幣收藏家對此說法提出了質疑,因為根據《成都金融志》中的文字解釋:“北宋益州的’交子舖’實為四川歷史上最早的貨幣金融機構,而益州的交子務則是最早由國家批准設立的紙幣發行機構。”顯然,說紙幣發行機構就是印製地,是沒有依據的。也就是說,沒有直接證據表明,“椒子街”就是“交子”的誕生地。由於“交子”誕生已900多年,又無具體的實物考證,只有從文獻資料中查找。早在3年前,貨幣博物館的詹星就開始從歷史典籍入手,查找“交子”的誕生地。他從圖書館找來《全蜀藝文志》,查到了元代費著的《楮幣譜》中有一段文字:“元豐元年(公元1078年)增1員;掌典10人,貼書69人,印匠81人,雕匠6人,鑄匠2人,雜役12人,廩給各有差。所用之紙,初自置場,以交子務官兼領,後慮其有弊,以他官董其事。隆興元年(公元1163年),使特置官一員蒞之,移寓城西淨眾寺。”這說明官方發行的“交子”印製地就在城西的淨眾寺,不過經過了900餘年,現在的成都早已沒有什麼淨眾寺了,怎麼找呢?後來,經過四川南充市的學者丁祖春的幫忙,詹星的查證又深入了一步,原來,淨眾寺最早建於東漢桓帝延熙年間,六朝時名為安浦寺,唐時名為淨眾寺,宋代換名淨因寺,元末明初更名為萬佛寺,明末張獻忠進川後毀於戰火,清代康熙初年重建,仍名為萬佛寺,地址就在成都西門金花橋側。

二、產生原因

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,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。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,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,而當時銅錢短缺,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。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,鐵錢值低量重,使用極為不便。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,每千鐵錢的重量,大錢25斤,中錢13斤。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,重約500斤,要用車載。成都是重要的經濟重地,而且,蜀漢通往外界的道路又異常崎嶇難行,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,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。再者,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,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,存在著幾個貨幣區,各自為政,互不通用。當時有13路(宋代的行政單位)專用銅錢,4路專用鐵錢,陝西、河東則銅鐵錢兼用。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,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。此外,宋朝政府經常受遼、夏、金的攻打,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,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。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——“交子”的產生。

三、發展過程

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。北宋初年,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“交子舖戶”。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,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捲面上,再交還存款人,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,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,即付3%的保管費。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“交子”。這時的“交子”,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,而非貨幣。

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,“交子”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,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“交子”的交子舖,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。由於交子舖戶恪受信用,隨到隨取,所印“交子”圖案講究,隱作記號,黑紅間錯,親筆押字,他人難以偽造,所以“交子”贏得了很高的信譽。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,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,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“交子”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。正是在反復進行的流通過程中,“交子”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。後來交子舖戶在經營中發現,只動用部分存款,並不會危及“交子”信譽。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“交子”,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。這種“交子”已經是鑄幣的符號,真正成了紙幣。但此時的“交子”尚未取得政府認可,還是民間發行的“私交”。

但並非所有的交子舖戶都是守法經營,恪守信用的。有一些惟利是圖、貪得無厭的鋪戶,惡意欺詐,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,停止營業;或者挪用存款,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,使所發“交子”無法兌現。這樣,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,便往往激起事端,引發訴訟。於是,景德年間(1004-1007年),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舖戶進行整頓,剔除不法之徒,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。至此“交子”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。
宋仁宗天聖元年(1023年),政府設益州交子務,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,並“置抄紙院,以革偽造之弊”,嚴格其印製過程。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——“官交子”。它比美國(1692年)、法國(1716年)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,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。

“官交子”發行初期,其形制是仿照民間“私交”,加蓋本州州印,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,一般是一貫至十貫,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。宋仁宗時,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。到宋神宗時,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。發行額也有限制,規定分界發行,每界三年(實足二年),以新換舊。首屆交子發行1 256 340貫,備本錢360 000貫(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),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%。 “交子”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,後來雖在陝西、河東有所流行,但不久就廢止了。

宋徽宗大觀元年(1107年),宋朝政府改“交子”為“錢引”,改“交子務”為“錢引務”。除四川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廣等地仍沿用“交子”外,其它諸路均改用“錢引”。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(1109年)改交子為錢引。 “錢引”與“交子”的最大區別,是它以“緡”為單位。 “錢引”的紙張、印刷、圖畫和印鑑都很精良。但“錢引”不置鈔本,不許兌換,隨意增發,因此紙券價值大跌,到南宋嘉定時期,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。

四、影響

“交子”的出現,便利了商業往來,彌補了現錢的不足,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。此外,“交子”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,在印刷史、版畫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,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。